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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近视眼的激光手术

2018-01-17 10:38:54    来源:南昌普瑞    编辑:王延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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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谁杀死了华强北?

2017年,华强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挡板,人们从街口踏进来,都无法绕过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标牌。只是坊间仍旧习惯以“山寨之都”、电子界的“莆田系”相称,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以假乱真的手机,和一夜暴富的草根。

文 | 蒋晨悦澎湃新闻记者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澎湃新闻”(ID:thepapernews),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。

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:“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,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,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。”


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,约十年过去了,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。下午三时,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,像是没有在等谁,谁也不会来。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。


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,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。


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,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,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,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。


2017年6月,华强北经典的“一天”从午后开始。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,当,当,当,当,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。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,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,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,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。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,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,在仓库、商场、停车场、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,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。

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,行人车辆堵成一团。1998年,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,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,不久便成烈火烹油。那时中国移动、电信、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,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,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。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,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,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。


改革开放初,曾裕“以为特区钱好赚”而来到深圳,第一次来华强北,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,几间厂房仓库,一地黄土,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。


在那一地黄土上,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。1979年,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,取名华强,寓意“中华强大”。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,称为华强路。深圳获批特区后,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,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。此后的三十余年间,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,在2008年,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称号。


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,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。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,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“称霸全国”的电子大军,山寨机花样百出,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“莆田系”。


据工信部数据,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。2016年全年来,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,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,高达9.6亿部。而广东电子看深圳。
但曾裕如今留在华强北,不过因为铺面还没有到期,他告诉澎湃新闻,他做工厂供货,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。也看不到未来,“没个底,不知道是好是坏”。


2013年,华强北封街改造,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、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、高新技术研发中心,同时兼有商务办公、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。


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,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,朋友告诉他:“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,要来深圳熬日子,是挺难熬的。”

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1

1999年: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


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,他向澎湃新闻形容2000年初时,“可以这么说,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。”


1999年,诺基亚未死,塞班系统正红,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,后来人们以“不死传说”相称。


那一年,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,只有十几岁年纪,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。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:摩托罗拉、诺基亚、三星、西门子、爱立信。


1999年,国产手机约70万部,全球手机销量2.8亿部。


但洪钦坚信,13亿中国人,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。

诺基亚3310。 视觉中国 资料图


他赌对了华强北十年的市场。诺基亚3310在下市前的5年间共计卖出了1.36亿台,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。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,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——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条小蛇,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,越来越长,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。


1998年,由于工业成本上升,华强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业街的转型——外迁电子工厂,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出租。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、开放贸易的口岸,是第一个经济特区,而成熟的手机市场也先出现在深圳。


当时做手机零售,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。因为在1999年,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过淘宝,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组建。


由于内地没有形成销售体系,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。洪钦记得,上海、北京、太原、石家庄、重庆、济南……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的省会城市,都是深圳发货给当地的零售商家。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,而每一代新机推出后,第一站必到华强北铺货,才能影响全国的市场。


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市场庞大、物流繁忙,半夜快递仍旧接单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那时华强北经典的“一天”,从早上九点开始。卖场9:30一开门,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。“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,因为太忙了,就去挤第二家、第三家,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,合作的好的,以后就跟这家拿货。”


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,“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,忙的饭都没的吃”。国内外客户都来跑市场、看价格、看新机款式,一个新产品就是一个新的卖点。一家手机店需要雇佣60个销售员,三班倒,从早上9点卖到凌晨2点,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,再等着手机发货。


洪钦说,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,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。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,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,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,就能估算有多少货。货一紧张,就可以控制、提高价格,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。


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。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,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、三万,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、上百万来“喝茶”。“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,能赚钱”,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,华强北“一铺难求”。


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,2000年的时候,请客户去夜总会、吃宵夜,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,“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,就都回来了,能花钱就能赚钱。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,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。”


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:世界之窗,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,以及华强北。

2

iPhone向华强北开了一枪


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,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,在洪钦的记忆中,2003年至2008年,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。


2003年,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、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,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,具备通信基带、蓝牙、摄像头等模块。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,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,成本低至数百元。


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,时至今日,洪钦仍更愿意称为“国产品牌”。


那时功能机太过单一,无非是诺基亚可更换颜色的后盖,从翻盖手机到滑盖,搭载的卡尔蔡司镜头,“但对年轻人的心态需求是不够的,品牌功能机又贵。”

华强北手机卖场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洪钦记得,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,三卡三待,造型酷炫。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,倒不是有研发能力——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,“可能有一个团队,就是专门改造手机,但是牌子不一样。那时在华强北,你出什么东西,我很快就能比你好。一定要比你好,我才推出市场。”


新的手机一上市,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,贴上自己的商标,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,靠微弱优势竞争。洪钦记得,那时各个牌子“你追我赶”,做的人太多,产品打起价格战,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。


高仿机也盛行起来。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,一款新机发布之前,盒子包装、高仿产品,都已经齐现华强北,就等着上市。


等到iPhone5上市后,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。“那之后,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。山寨手机拿在手里,没面子的那种感觉。”


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。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,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——只能烂在仓库。成本500元一台,要卖700元-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,可是市场迭代太快,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,“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,那就是300元、400元出货了。”


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,“跑路也慢慢出现了,国外那些’鬼佬’(外国人)做的不好,也学会跑路了。”


在手机批发兴起的最初,是零售商先打钱来,排队拿货。后来形势逆转,厂家要先发货,再去排队收钱。洪钦的一些朋友拥有几百人规模的工厂,最初一年赚了几千万,“全部亏回去了。还有一些人收不回货款,慢慢慢慢,就被拖死了。”


冬天真的来了,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,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。2011年,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,近千部山寨的苹果、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。路上停放的轿车,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,都被砸出了坑,留下一地红色碎片。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,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,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。

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,销毁证物。 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


更多的华强北商人,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,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。但在寒冬到来之后,一批硬件厂家跑路,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。


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,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。

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,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,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,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,以“愿赌服输,我输了”开头,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,市场却不断下滑,价格不断击穿底线,大批代工厂倒闭。


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:“兄弟们对不起了,你们一定要站起来。”

3

手机帝国崩塌


1999年,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,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,命运在馈赠的同时,也把危机一通埋下。


2010年之后,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,价格透明化,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。2014年,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,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,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,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。


洪钦的一个客户在东莞开有十几家店面,设在每个镇的工业区旁边。曾经,工厂一下班就涌来人山人海,工人都来买手机、换手机。但现在,这些实体店已经全部倒闭。


郑彦标在智能机兴起时进入华强北,可惜几年之间,销售已经转向了网络。他下午3时来开档口接单发货,晚上7时出头就回家。有做了几年的老客户,还从来没有见过面。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价格变动,苹果手机也只有固定几款,顾客不再有试用手机的习惯。


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标到淘宝上卖手机,郑彦标发现,网上的价格比他从工厂拿货的价格还要低。一部手机赚5块钱,销售500台才能回本,“可是500台手机要投资多少资金?”


一句话在郑彦标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来:“冒着卖白粉的风险,投着卖珠宝的租金,赚着卖白菜的利润。”


山寨机的利润反而更高,因此一些档口都把山寨手机放在了主推的位置。但华强北为山寨之都而蒙羞,频繁查货、打击假货。明通手机城一度整栋市场都被山寨手机占领,现在却以销售手机配件为主。


从华强路得名至今,近四十年过去了。2016年深圳的GDP达到1.96万亿,仅次于北上广,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国第一,而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。山寨之都变成了华强北希望洗去的耻辱,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。


谁做谁赚钱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,十年之间,郑彦标算得人工成本从600元上涨到2000-3000元一人,而福田区的租金已经相对便宜,因为收入落后其他地区,空置率高。与此同时,赚的钱却没有之前多,很多人都做不下去。

华强北招租的铺位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郑彦标觉得,华强北开街之后,逼不得已,要发展出一支正规军,要重新打个品牌,否则活不下去。市场萎缩、风险又很高,只有拥有核心产品、拥有定价权才能生存。


洪钦早已转型做企业投资,他觉得手机销售赚钱快,但是太累了,把一个年轻人的全部世界圈在卖场里:“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,都是在这个地方,没有时间去外面,那时毕竟年轻,希望能出去。”


洪钦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,投资了很多铺位,一次性几万几万交租金后,不料生意却没有火起来,亏了二十万元。他觉得没有缘分了。


“算了,可能人赚钱,就是命运。”他手握着现金流,又不敢去投资不熟悉的领域,投资房地产却很像他做手机时投资铺面。洪钦渐渐发现,铺面有限,只有房地产,是多少钱都投资不完的。


2011年之后,洪钦身边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华强北,改做餐饮、金融、房地产、研发其他产品。


2013年,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,曾经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,被微软收购,然后转卖。


2017年,华强北封街重开,诺基亚宣布复刻1999年的3310机型。洪钦曾跟随诺基亚走了十年,他为此兴奋,但知道世事变幻,“现在的市场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”。


在这一座山寨王国的崛起与崩塌间,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集散渠道,只留下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暗中运作,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城市,市场从未等候过走慢一拍的参与者。


曾裕现在对着困境也还能嘻嘻哈哈,他说自己来时是个农民,“前景不明朗,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存不下去,要去美国讨饭啦。”
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


延伸阅读:


华强北的95后:我拿青春赌明天


从赛格大厦到曼哈数码广场,930米,华强北路从南走到北。


95后的张宇在华强北的第一夜,住在曼哈数码广场楼上70元一夜的铺位上。没有窗户,因为三星盖乐世S8手机的巨幅广告覆盖了那面外墙,一尾蓝鲸跃向海面,鳍肢划开四个字——“大有可能”。


张宇告诉澎湃新闻:“我就住在’大有可能’那四个字后面。”

华强北步行街上的曼哈数码广场,张宇说他来到华强北的第一夜,就住在“大有可能”四个字后面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文 | 蒋晨悦澎湃新闻记者

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澎湃新闻”(ID:thepapernews),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。


5月25日,三星S8在中国上市,5月20日,已经有华强北人在朋友圈晒现货。


在华强北有多大可能改变命运?许多张宇这样的年轻人来找答案。张宇向一位前辈打听经验:“我也是做过富士康,准备去华强北,能不能加个微信。”


收信人已经在华强北做学徒,在翻新手机批发市场学习刷机、修理二手的手机芯片、让一部50元回收的iPhone再次正常开机。每天都有人问他进入华强北的攻略,他没空一一回复,只是偶尔抒怀:“自己从出社会就在富士康,一待几年,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离开不了苹果手机,那是一种对苹果与乔布斯的信仰,就像宗教一样。”


尽管没有回复,22岁的张宇还是来了,攒足了钱来华强北拜师。他带着在工地上开货车、在餐厅做服务员的积蓄,来向华强北师父支付数千元、上万元的学费。他又走的孤注一掷,辞去烤鱼店服务员的工作时,他对经理说,“我大一辍学出来,已经在拿青春赌明天,我不能再拿青春赌老板的良心。”


华强北是中国电子第一街,坊间相传的山寨之都,电子界的莆田系,中国手机维修民间大军的黄埔军校。张宇想成为这支野生大军中的一员,成为手机维修招聘优先录取的“深圳师傅”。


华强北向南不远,香港新界在深圳湾对岸一水之隔,港币价格涨一百,华强北涨价50元。富士康则须一路向北到龙岗,传说如果华强北不给面子,那么在苹果新品发布会之前,新一代iPhone就会首先现身华强北的档口(商铺)。


除了“冠绝全国”的手机技术,随着华强北大军铺向全国的,还有一张手机销售网,行货、水货、翻新机、华强北组装机,应有尽有,无所不至。众多年轻人从全国南北涌向这里,宿在出租房的上下铺中,前来突破手机芯片的终极技术。有人在档口潜心吃苦,学成分赴西东,再将华强北的货源铺向全国。


2017年6月,华强北封街改造近四年,重开四个月。张宇22岁,曼哈数码广场也22岁。他的华强北拜师之行,从曼哈70块一晚,没有空调的铺位开始。


太热了,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,不能从头再忍,在几站开外的招待所找到50元一晚有空调的铺位,“70块钱不要了”。

1

行业衰退,师父在淘金路上卖铲子


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,在2017年重新开放,将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标志立在街口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张宇支付了一个月五千元的学费,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个华强北师父。


师父已经有些金盆洗手的意思,租下一套公寓作为培训班,雇了几个师傅教徒。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指点手机的疑难杂症,快件收上门整饬一新,再变作靓机发回原处。


“眼看着自己所在行业日渐衰退是怎样一种体验?”这个问题在知乎上被浏览了167.8万次。


张宇的师父,华强北许多手机档口的老板,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


在这片约1.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数码城前后连成一片,每座都有成百上千的档口(商铺)。在黄金时代,一米余长的柜台日均卖出上千台手机,造富不到亿万都不算神话,英雄从来不问出处。华强北的技术也名声在外,高仿苹果三星诺基亚,三卡三待,装有8个喇叭的山寨机尤其受广场舞大妈喜爱。


但也在这条街上,诺基亚死去,山寨机迭代多年后集体死去,全球金融危机涤荡过后,华强北封街改造的近四年间,互联网销售又冲刷了一遍实体店。


张宇住过曼哈数码广场,感觉“曼哈已经死了”,一个个档口被黄色卷闸门封住。洪钦穿过这些缺乏生气的店铺,背对着一排卷闸门坐下。

封街重开后,华强北的手机卖场出现了大量空铺,许多早期淘金者已离开这片衰落的市场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1999年,洪钦十几岁年纪,是华强北第一批卖手机的淘金者。他见证了华强北日进斗金的黄金岁月,曾每日在夜总会宵夜数千元交际生意,并不出意外能在第二日就赚回来。他在智能手机带来最后一波辉煌前离开华强北,转去投资房地产。


洪钦告诉澎湃新闻:“那个时候,你说你在华强北做电子,很有面子,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赚钱的地方。现在你说在华强北,人家会问,你还好吧?这样关心你。”


张宇在曼哈这些空荡荡的档口里找不到师父,他在58同城上搜索培训班广告。


58同城上的培训广告承诺将修手机绝技倾囊相授,收取每月数千元的学费。并且“对于临毕业学员,公司会赠送一套60G的维修绝技视频给每一位学员带走,包括本公司以及档口所有手工技术和分析能力,以便学员巩固与复习。”


张宇在培训班里翻来覆去焊一块旧芯片,索然无味,对不起广告上“材料管够”的许诺和一月五千的学费。一天过去,两天过去,他开始惶惶不安,师父不是耳提面命的高中老师,他可能学满三个月,却没有掌握核心技术,工作与学费两空地离开。


张宇渐渐感到行业萧条,“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淘金的故事?”当一群人听说一个地方有金矿,大批涌来淘金,最早淘到黄金的人,却转而在淘金的路上卖起了铲子发财。一个学徒一个月五千元,也是一份不逊于做生意的收入。


张宇担心自己想法太负面,但又忍不住质疑:“师父就好像在淘金路上卖给我们铲子一样。”可是自己还能挖到金子吗?他终于和师父商量,能不能退回部分学费,让他另投他处。


师父几乎与他闹翻,最终退还了一些学费,只是叮嘱他,不要告诉其他学徒。

2

翻新手机批发市场中的师父


张宇发现,学技术,还要去档口做学徒。午后太阳从头顶暴晒下来。张宇向南穿过深中南路,去华强南,那里有最大的翻新手机、山寨手机市场。


张宇读高中时候,诺基亚正红,他想买一款正价三千余元的诺基亚N98,但网购只要一千余元,货源标注深圳福田华强北赛格。


那时他翻到评论,人们说:“赛格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看了,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”


但张宇看不懂,一个问题从此刻在脑海中,“到底华强北是个什么地方,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?”


诺基亚N98于2010年发布,7年过去,华强北一轮一轮打假,封路改造后,用商场和创业空间替代了山寨机卖场。


但华强南还能看到昔日的赛格。


在与华强北隔街相望的几栋居民楼上,挂着通天地通讯城的牌子,以所在居民楼为名,分割为飞扬、长城、爱华三座,一至四层打通成一片卖场。其中名声最响的,是批发二手苹果手机的飞扬大楼。


张宇说,我一定要在飞扬找个师父。

下午两三点开始,华强南的通天地通讯城中,像买卖白菜一样,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他穿过门口坐成一排倒卖手机的背包客,下午两三点开始,飞扬里像买卖白菜一样,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。每个柜台长不过一米多,各自架着一两个大保险箱,顾客从上面架着的监视器屏幕上,可以仔细找到自己的脸。点钞机也架在保险柜上,在微信和支付宝流行之后,背包客越来越少掏出厚厚一沓红色现钞,换几捆手机塞进包里。


在鼎沸的人声中,老板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个个报价,背包客开始拼尽自己所有眼力鉴别翻新机的成色,手反复摩挲,打开镜头拍几张照片测试,以防挑中炸弹机,打雁反被啄了眼睛。


通天地通讯城仿佛真的本领通天:解锁指纹,iPhone 6改装成iPhone 7,芯片屏幕配件装配成新机出售。各种来路的手机流向全国的微信朋友圈,就变成了“iPhone 6s Plus, 成色没有磕碰,完全可以当靓机,2350。”


在出口的天桥一端,撩开塑料帘子,有二十多个人坐在十几阶台阶上抽烟,吞云吐雾,把所有人笼在云雾中,显得格外安静。


在华强北鼎盛的手机时代,这种场景在华强北路两侧的商城里司空见惯,如今却退缩到华强南这一片居民楼中。但这里的人气,却远超过华强北路边的任何一家商场。


张宇已经会熟门熟路问手机价格,“手机贵的就是主板和屏幕,加上一些配件成本不到两千,可以加个几百,在网上再卖出去。”


货源渠道也是华强北手机江湖中的重要一环,就连学徒培训班的广告都会注明,“培训期间也会讲解和提供华强北周边市场,如飞扬,龙胜,通天地等大型手机主机及配件批发渠道,并可提供一整套货源、渠道、设备的解决方案与经验指导。”

通天地通讯城前,坐着一排前来批发翻新手机的“背包客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奋力挤过一捆一捆买手机的人群,张宇走到楼层边角的修理铺,铺子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工作台,挂着风枪、焊台,学徒两边分坐。张宇理想的华强北未来,要从这里起步。


张宇走到台前,问招不招学徒。


一个师傅说了句六千,老板递过去一个颜色,让师傅“去楼下档口看一下。”


“八千三个月”,隔着档口的高台,老板站起了身。


张宇拿了一张名片,打算再看看。

3

改变命运的可能性


张宇习惯在午后一两点醒来,如同他在流水线上的夜班日子。那时他夜班回来,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光西斜,发现自己突然不喜欢这个世界了,“真的会想跳楼。”


他并没有真在富士康做过,而是在戴尔的代工工厂,张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“件不停,人不能停。”一个人快,所有人的都跟着加速,一个人慢了下来,监工就会过来骂人。做的久了,他发现自己不受自己控制,站成一座机械臂兵马俑。


张宇夜夜难以入睡,上下铺的舍友们都在煎熬自己的人生。有人找了十几天,有人找了3个月,直到一无所获地离开华强北。十八岁的舍友送外卖出了车祸,第二天继续送餐却碰上电梯故障,爬上了23楼,回来终于一甩手,不干了。


另一个舍友帮他重装了手机,“是朋友才刷机不收你钱,外面至少50块。”


张宇明白这是手机行业的暴利所在,刷机不过是启动一下软件的功夫,一秒钟50块钱的收益,如果这不是暴利,那么什么叫暴利。

傍晚坐在华强北街口的人们。张宇觉得,他们看起来都很迷茫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张宇辞掉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来华强北时,经理想留他,“我也是从服务员,一步一步做到经理。”


张宇想起来自己22岁,是服务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个,想到十几岁的童工同事,在结账高峰期永远吃不上饭终于饿出胃病的前台小妹,永远不交的五险一金,和他离开后仍能背的出的洗脑三观,让他一度怀疑自己陷入传销。可是在他质疑经理的洗脑之后,年轻的同事们开始孤立他,认为他自私,不懂得为餐厅奉献。


和烤鱼店相比,张宇甚至觉得富士康很好,至少交五险一金,有加班工资。


会修手机会更好,有亲戚找他,“你会修手机,有渠道,不如你做翻新手机,我拿去卖。”


张宇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梦想,他只是想学好手艺,回到家乡,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。相比在餐厅不论对错都陪着笑脸的日子,哪怕讨价还价之间,手机店都有一种他想要的尊严。


“九十块”


“七十”


“那你去别家修咯。”


那一瞬间张宇觉得,职业真的是不分贵贱的。


大哥打来电话,说帮张宇在家乡找了一家手机修理铺做学徒,他们在电话中争吵良久,最后大哥问他:“你是不是一定要交钱学,一定要花了钱才安心?”


张宇找到过一个不收钱的档口,老板似乎和他年纪相仿,但是已经开了六家档口,“几百万身家肯定是有的。”


老板开诚布公,告诉张宇在档口干活,自然要等创造了一定效益,才能教他几手技术。


张宇应承下来,那一天,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,十块手机主板扎成一捆,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两点下班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机主板,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手机主板。


他在流水线上的时候,一个月都还有两千元收入,他用吃饭的间隙向早他两个月来的学徒请教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师兄们神色微妙地摇了摇头。一句老话浮在空中,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父。”


张宇再次离开。


从曼哈数码城走到赛格大厦,930米,华强北街从北走到南,张宇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华强北。


他在赛格大厦前转过身,在初夏的夜晚,读广告幕布上的字句。

华强北街口的广告幕布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
“无穷的


远方


无数的人们


都和我有关


我喜欢华强北”


那是张宇到华强北的第十九天,传说在一一破灭,华强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不知在哪里。张宇在倒数第二句时停下,脸上仍有属于二十二岁年轻人的明朗笑容,“不是这样的,这里并没有很多单身的姑娘。”


档口卖行货水货的老板都已锁好柜台回家,做硬件研发的外国创客还在高楼中拆着华强北出品的山寨玩具。彩色的无人机一次次冲上四十余层楼的高度,然后在夜空中坠落。那里都没有张宇的容身之处。


在华强北封街的几年中,深圳在竭力撕下“山寨之都”的标签,想要一个“创客之都”的未来。张宇觉得这是对的,虽然这个未来里不一定有他。


但明天,张宇还要再去飞扬试一试运气。
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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